浪山在哪里(崀山在哪里)

作者：习 习

青年作家陈涛新著《在群山之间》和他的上一本纪实散文集《山中岁月》出版约一年之隔浪山在哪里，作为2021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作品浪山在哪里，新著增添了不少新内容。离开挂职“第一书记”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冶力关镇池沟村，陈涛给他两本书的命名，有了微妙变化，之前，他还沉陷在昔日的“山中岁月”里，而“在群山之间”，他有了更为开阔的审视姿态。

“第一书记”留给这个时代的珍贵文本

2015年，兰州市作协邀请陈涛参加甘南采风，这时他刚挂职池沟村“第一书记”，我们一同走了很多地方，寺院、草原、湿地、山区。他虽远道而来，但很快和大家没了陌生。大多时间他都安安静静。其实我应叫他老师，虽然我比他年长。他是我们鲁院第十三届高研班的班主任，可在甘南这样一个地方，我怎么能一直那样毕恭毕敬地叫他老师、而我哪里又有个学生的样子呢浪山在哪里？在鲁院，同学们一开心就叫他涛哥。在甘南，我也叫他涛哥，他答应得很自然。在阿万仓一望无际的湿地花海，我们兴奋地嚣叫，和他坐在花丛里背靠背合影，相片里五颜六色的花朵好生茁壮，一直长到了我们眉眼那里。但那一路，我很少想到他与我们面临的一点重要不同：采风结束后我们即刻便会回归日常，而他，在陌生异地的“第一书记”的工作和生活才要拉开序幕。

我们的行程一步步靠近临潭县，陈涛挂职的池沟村是我们采风的最后一站。在郎木寺镇山坡上的赛赤寺门口，陈涛用手机和四岁的女儿视频，小仙女急切地喊着爸爸。之后，我看到收起手机的他强压着眼里的湿润。我们一行到了池沟村，前呼后拥挤进办公楼二楼左手打头那间他的简陋的办公室兼宿舍，初秋季节，屋里已然寒凉，窗外浓绿的核桃树枝叶挠着玻璃窗，桌上摊开着好些书。核桃树下，我们摆开阵仗拉起横幅，把陈涛安排在最中间拍了一张合影，并特意露出了办公楼前池沟村的牌匾。临别时我再次看到他在赛赤寺门口的神情。

就这样，陈涛在甘南州临潭县冶力关镇池沟村一待就是两年。

人的一生，两年可以很短也可以很长。但时间不是匀质的，人生的境遇给予时间于人精神上不同的速度和刻度。当别样的时光冲击到惯常，就如同水撞上了石头。如果选择了、用力抓住了、认真融入了，这样的时光便是生命的馈赠。而陈涛又是个作家，他书写，在文字里看、分析、思索，各种感官在苏醒，这又是一次多么难得的修行。我不知在扶贫攻坚现场，和陈涛一样的“第一书记”中有多少位作家，但我能确定的是，作为文学博士的陈涛，他投身乡村扶贫攻坚第一线时，已然肩负着书写的使命。这本《在群山之间》就是一位“第一书记”留给这个时代的珍贵文本。《在群山之间》一书，生发于生活现场和内心的文字，不夸张不修饰，朴质、真情、充满力量，显示出十分可贵的诚挚品质，这样的品质当与作者的修养、文学理想和追求紧密相关。

任职池沟村“第一书记”后，我看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涛哥。他热心勃勃做着很多他该做和想做的事。西北农村的扶贫攻坚是一场艰苦的鏖战，因为有过短期的驻村经验，很多事有着我预料中的艰难。陈涛到池沟村不久，就向全国文艺界的朋友发出助力乡村教育的倡议，很快就有了大面积的响应。他的热情和努力有目共睹，尽管有很多困难和沮丧，但他跟着当地干部走乡串户，走遍了池沟村。在这场扶贫攻坚战中，和中国许许多多贫困乡村的变化一样，池沟村有路了、有路灯了，校园里有图书馆了，村里有农家书屋了……

每句都是由心而发，把自己融入壮美的森林草原

读《在群山之间》，我有时会笑出声来。陈涛写当地人嘴上时常挂着的“就来了”和迟迟不来，让我忆起一次藏区出游。大约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去郎木寺，游走几天后的一个正午，我和朋友在十字路口等回兰州的长途车，太阳热烈，我们无处躲身，只好跟着一块广告牌的阴影不停移动，始终望不到车的影子，倒是看到有两个穿藏袍的男人走来，快到我们跟前时，突然躺倒在草坡上睡着了，我过去近看，其中一个小伙子还用海娜花染了红指甲。直到太阳落山，我们终于没等到回兰州的车，又搭着一个藏人的三马子回到了郎木寺。开车人说，司机可能睡着了。他们的生活里，没有钟表滴滴答答的催促，多么悠闲随性，就像那两个想睡就倒地酣睡的人，就像陈涛笔下那些嘴边挂着“就来了”而迟迟不来的老乡。

陈涛经历过长期的争分夺秒的时间规训，从北京到池沟村，他的时间也过慢了，他在书中多次表达这个意思，他因而有了更多发现和沉思的时间。他的文字也很慢很从容，但绝不是西北蓝天上扯开的似有若无的云彩。中国几千年农耕文化的精神余脉，在西北边地的农村，保存得依旧顽固。他写着他细密的观察和思考。

当我面对冶力关这个小镇时，我体会到的是另一种困境，这种细思极恐的生活，我不敢用“无望”一词描述，但又实在很难找到更合适的词。我无法否定这份困境中蕴含的希望，正如我很少对这种希望抱有太多希冀。（《困境的气息》）

在落后贫困地区，我深深体会到善最大的敌人并不是恶，我们可以抵抗、拒绝甚至与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但若碰到愚昧则只会感受到那种钝刀割肉般的疼痛。消解或者去除头脑中固有的或者即将涌入的愚昧，才是助学活动所要达到的更深层次的目的。（《大地上的孩子》）

这些表达或微妙或透彻，都是只有拉开距离方能看清和探究到的，我读出了文字里的痛切。

阅读时，有一次我吃了一惊。

接到尕泰电话的时候我正骑在摩托上一动不动地看云。

“书记，做啥着呢？”尕泰的语气匆促，明显带着一股情绪。

“没啥事，你怎么啦？感觉气呼呼的。”

“哎呀书记，我现在遇到一个事，泼烦得很。我明天回镇上取东西，你在办公室吧？我来找你坐一下。”（《芒拉乡死亡事件》）

我吃惊的是，我发现我原来正在用西北方言默读。一个祖籍山东，长期生活在北京的人，能用这样地道的西北语言，着实让我讶异。陈涛已完全融入那个场域，只有身心俱在，和那块土地气息吻合的言语才能自然涌出。在这本书里，我看不到陈涛的居高临下，看到的更多是他游走于村民中的样子，甚而有时显出的小小惊慌：

《四十盏路灯》一文中，一个当地司机载着他在盘山路上风驰电掣，他越是惊慌，司机越是漫不经心地给他讲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又一件惊心动魄的交通事故。一个戴眼镜说普通话斯斯文文的“第一书记”，遇上这样一个“野人”，你越担心他才越开心呢。

池沟村人舍不得陈涛离开是有道理的，他融入的那么好，他朴素真心不说花里胡哨的话，他不絮絮叨叨婆婆妈妈，他做事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村民喜欢这样的干部。

工作之余，陈涛悉心体察当地的世风民俗，把自己融入壮美的森林草原，他把这些难得的内容也写进这本书里，让这本书和那块儿土地更是难分难舍。他和当地干部去浪山，好不容易在河里围追堵截到一个巴掌大的鱼，在他睡着的时候，他们把鱼烤了，醒时他只看到白白的一条鱼骨躺在草地上。看见鱼骨时他啥也没说啥也没写，我读出了他节制的风趣。

记得有次去池沟村小学，上楼时见五六个小女孩蹲成一圈，用两个圆圆的卡牌敲打玩乐。我在他们身后俯下身子问；“你们会踢毽子吗？”她们很害羞，没有回应我。我又问了一次，才有一个小姑娘点点头。我又问她们：“你们想踢毽子吗？”她们再次害羞得不说话。我告诉他们说几天后我会带毽子来给她们玩，说完转身上楼，身后传来她们兴奋的尖叫。（《大地上的孩子》）

这样温情细腻的文字，在他的书里，遍处皆是。在池沟村，他和人交往时依旧话语不多，但每句都是由心而发。

我能想到他的孤独和脆弱。有一次，小心翼翼在微信里和他触碰到这个话题，他毫无保留地宣泄了他的伤感，他在那个被核桃树叶挡住光线的屋子里的寂寞和孤单。唯有深情的人才能如此，读他的《可不可恋》一文时，我几欲泪下。

他像一粒种子，完成了内在的成长

在一个之前从未想过也未去过的地方，做着从未想过也从未做过的事情，两年的时光，足以带给身心多维度的冲撞。作家宁肯对这本书有一段含义颇为丰富和深刻的评价：“从来没有一本书在我脑子里形成这么多的点，书里书外，不同的空间、时间，不同的点。它们慢慢地血肉相连，长在一起，如同田野调查，是主体，同时也是客体，包括了对作者自己的‘田野调查’以及自身的‘人类学’”。

弥足珍贵的是，一位“第一书记”带着自己一言一行的践行、努力和思考，用文学的方式记载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甚而人类历史上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在池沟村，陈涛像一粒落地的种子，在那块厚重又贫瘠的土地上，完成了一种内在的成长。他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这是国家给他这段珍贵过往和辛勤付出的嘉奖。之外，这本《在群山之间》抑或可以再次佐证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这个我们所熟悉的论题；也可以再次佐证文学的力量——让我们看到经由文学审视的时光，是多么的丰厚。

若干年后，当我们回顾这段辉煌的扶贫攻坚史，我想这本书，就不仅仅属于陈涛个人的了。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