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最富的区(重庆最富有的区)

近日重庆最富的区，成都统计局公布了2019年成都主要人口数据公告重庆最富的区，公告显示重庆最富的区，2019年末，成都市常住人口为1658.1万人，而户籍人口也首次突破1500万人达到1500.07万人。

随着各地经济年报的陆续公布，一年一度的“城市评比大赛”拉开了帷幕。各项指标中，人们对于城市之“大”总是乐此不疲。在中国，超千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已经超过16个，且还在增加。但就算人口规模大如成都，户籍人口占比超90%，在新一线城市中也不能排第一。

重庆 长期人口净流出的直辖市

来源：各地统计年鉴 备注：长沙、青岛为2017年数据 制图：搜狐城市

截至2018年底，15个新一线城市中常住人口超1000万的城市共有6个，分别为重庆3101.79万人、成都1633万人、天津1669.6万人、武汉1108.1万人、苏州1072.17万人、西安1000.37万人。

城市的人口规模往往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劳动力资源、消费能力、市场潜力等，是一个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所以人们对于“千万人口俱乐部”的追捧无可厚非。但是单纯的“大”和“强”并不直接对等，要衡量一个城市的真正实力还要看城市的人口结构，而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比则直接体现着一个城市的活力和吸引力。

根据搜狐城市统计，除东莞外，其余14个新一线城市户籍人口占比均超60%，其中过半城市占比超80%。分别为南京82.61%、昆明83.45%、青岛86.46%、长沙89.42%、沈阳89.71%、成都90.39%、西安98.65%、重庆109.73%。前五名的长沙、沈阳、成都、西安、重庆均为中西部城市，其中重庆以109.73%的成绩“夺冠”，尤为瞩目。

其实不难理解，90年代之后，当中国人的自由流动不再受户籍限制之后，人们纷纷离开家乡外出谋生，从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工作机会较多的地区则是本能选择。当一地流出的户籍人口大于流入人口的时候，户籍人口占比就超过了100%，而重庆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重庆的位置 来源：Google earth

中国历史上，重庆的地位几经变化。1997年6月18日，重庆再次恢复直辖，终于形成比较稳定的建制。政治地位提高了，但是经济发展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温不火。

1997年重庆恢复直辖时，并入了四川的涪陵、万县、黔江州等地区成为新的重庆市。但是新并入的地区经济基础都较为薄弱。拿工业来讲，涪陵、万县、黔江三个地级市占重庆市总面积的72%，但是工业产值仅为全重庆的9.5%。

根据重庆统计年鉴，1999年，重庆最富的渝中区国内生产总值为104.7亿元，人均GDP达17962元，而同一年重庆巫溪县的人均GDP则为1454元。而当年全市GDP排全国省级行政单位22名。

另根据重庆统计局数据，1980年，重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为1：2.52，到1990年上升为1：2.88，2000年更是达到了1：3.26，到2004年进一步提高，达到了1：4.01。贫富差距之大可见一斑。而迁徙则成为了重庆部分落后地区居民的必然选择。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2004年，重庆全市有外出人口的户数占了40.6%，分城乡看，乡村中有外出人口的户占了53.6%，高出全市1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乡村中，每两户中就有一户有外出人口。

2004年，重庆的流动人口总量达到了649.78万人，其中流出市外的人口为407.01万人，占比为62.6%。流入地中，广东、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北京等经济发达省市的外出人口占72.2%，尤其是广东省，占了43.4%。

人口净流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重庆的常态。但是随着重庆经济的发展和重庆市政府对人才的重视，人口“逃离”重庆的状况开始改观。

根据重庆统计公报，重庆2018年末全市常住人口3101.79万人，比上年增加26.63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177.44万人，比上一年增加9.79万，本地户籍常住人口为2924.35万，比上一年增加16.84万。重庆2018年全年人口出生率为11.02‰，死亡率为7.5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48‰，据此测算，2018年重庆常住人口自然增长10.75万，净流入15.88万。

东莞 “引人”容易留人难

和重庆不同的是，东莞的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极低。长年在东莞生活的800多万人中，超过7成为外来人口。这一出一进，正是改革开放之后人口流动规律的最直接体现。

1978年，香港地区加工业的经营成本不断上升，香港信孚手袋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子弥决定到内地碰碰运气。张子弥联系上了当时的广东省二轻局，提出希望在广东加工生产手袋。

虽然1978年内地的市场环境有所松动，但是彼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利用外资还是存在很大风险的。然而当时的东莞外贸局还是给张子弥推荐了位于太平镇的二轻太平服装厂进行考察。张子弥在了解太平服装厂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之后，决定合作。

太平手袋厂当年忙碌的生产车间 来源：南方日报

1978年7月，太平手袋厂正式开业。太平手袋厂的建立开创了一种新的加工贸易模式——“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即我们通常说的“三来一补”。太平手袋厂成为内地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就是这样的因缘际会，让东莞成为中国的工业强市和后来的“世界工厂”。

进入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东莞的经济开始腾飞。1990年与1980年比较，十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8.37倍。由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成为经济支柱，东莞对劳动力表现出了惊人的吸收能力。从1982年到1990年，东莞的外来人口由1759人猛增到了70.98万人，年均增长111.7%。

而东莞对于制造业的依赖性有多强呢？

根据东莞统计年鉴，2018年东莞城镇在岗职工人数2372090人，其中工业就业人数达1840144人，占比为77.57%。工业就业人口中，制造业达1830247人，占工业就业人数的99.46%。

来源：国家卫健委

和一代“农民工”单纯为生计外出谋生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生活方式认可度更高，长期居留的意愿也更强。但是根据国家卫健委2017年统计数据，东莞流动人口中，有长期居留想法的仅13%，占比全国倒数。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如此之低，是东莞不够好吗？

众所周知，大城市的基础设施更加完备、生活服务水平更高，这同时也意味着生活成本更高。所以一个打工者能否长期居留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负担得起更高的城市生活成本，让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

来源：国家卫健委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外来人口明显更愿意留下。比如个人月收入达8000元/月的居留意愿达38%，较月入4000元/月群体高出了15个百分点。

而东莞的打工者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在东莞的8成外地人月薪不足5000元/月，月工资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流动人口占比仅有21%，18%的流动人口月工资收入不足3000元。而一个更好的城市化范本，则应该是在吸引大量劳动力的同时，能让更多的建设者可以留下来。

2018年2月28日起，东莞取消了积分落户政策，被认为是放宽落户门槛的一大举措。2019年，东莞颁布新的《东莞市人才入户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推出十项新的人才落户新规，其中对学历要求最低的的一项为“在东莞市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省内职业学校、技工院校具备中级工以上国家职业资格的学制教育应届毕业生。”

根据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调研数据，东莞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仅占11.6%，在珠三角城市群中也居于低位，而占比最高的是初中学历，占比高达55%，其次是高中学历，占比为29%。东莞普通工人的居留意愿低可能很大程度上“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而从近些年公布的数据来看，东莞的常住人口增速明显下降，一些年份甚至出现反复。2012年，东莞常住人口为829.23万人，而2016年为826.14万人，人口反而较2012年减少了3.09万人，比高峰时期的2014年更是减少了8.17万人。

以制造业起家的东莞为各打工者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而就是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让东莞迅速起飞。当新的时代滚滚而来，东莞开始“腾笼换鸟”。2014年，东莞启动“机器换人”项目，截至2018年3月，东莞相对减少用工近20万人。

任何城市的资源和公共服务都是有限的，产业的升级换代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那些传统的产业工人要想在“智能时代”来临的大城市拥有一席之地，则需要更多的努力和运气。

从打工者到“新移民”

如上所述，事实上，重庆和东莞的发展只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一个缩影。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人们的自由迁徙受到严格的管理和限制。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其中规定在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可以办理常住户口并发给《自理口粮户口簿》，人口自由流动的序幕被拉开。

1984 年开始，农村人口开始大量流入中小城镇打工获取收入，由于这一过程中户籍制度依然存在，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此后，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流动人口的数量进一步增加。

1989 年，南下珠三角寻求就业机会的农民工形成了第一次民工潮。次年，流动人口的数量达到 3750 万人。上文所述的东莞就是此时开始发家的。而进入2010年之后，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一直维持在2亿人以上，2019年，这一数字达到了2.36亿人。

长期以来，农民工一直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2000年，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的比例均已过半，在建筑行业，这一比例更高达80%。但另一方面，社会对于农民工的污名化和歧视一直存在。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那些私自从农村跑到城市打工的农民被称为“盲流”。在民工潮形成初期，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社会保障缺失、工时长、工资低的状况普遍存在。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国家多次对农民工市场存在的不规范问题的整顿，农民工无论是在生活环境还是待遇方面都有明显提升。但是，要想成功成为城市“新移民”，户籍制度仍然是横亘在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外出打工者的巨大鸿沟。

在现在的中国，只要是非特殊时期，一个合法公民自由迁徙几乎不会受到任何限制。而户籍制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拥有户籍与否直接决定着一个人享受到的城市公共服务的水平。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以教育资源为代表的很多公共资源都和户籍挂钩。一个在城市打工的劳动者，即使长期纳税，只要没有当地户口，就无法享受完整的公共服务和资源。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突破60%，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超过2亿流动人口无法享受工作地城市完整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峰值2.53亿之后四年，流动人口总量一直呈下降趋势，截至2019年流动人口总量已下降至2.36亿人，较高峰时期减少了1700万人。

来源：城市统计年鉴 制图：搜狐城市

与此同时，除北上广深外的很多城市，开始不断放宽落户限制，且收效明显。以新一线城市中户籍人口比例最低的苏州和东莞为例，2016年之前的几年，东莞的户籍人口增加数一直在6万左右徘徊，2016年开始，快速增加到两位数。而苏州从2017年开始，户籍人口增加数也开始破10万，2018年则直接翻番。

相比苏州东莞这些大城市，像河南漯河、河北石家庄、山西晋城、湖北宜昌等三四线城市在放开户口限制上走的更远。从2018年到2019年，很多小城市开始实现真正“零门槛”或者接近零门槛落户。

随着中国城镇化下半场的到来以及城市间发展水平的普遍提高，将来，公共服务均等化甚至完全放开户籍也不是没有可能。

文/搜狐城市陈亚辉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 各地统计年鉴 南方日报 新华网 广州日报 澎湃新闻 重庆统计局

陆继霞等《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口流动政策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