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川在哪(森川在哪里)

来源森川在哪：中国军网 作者：井延坡、高千一 责任编辑：李景璇

夜已经深了。钟表的指针滑过了零点。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2周年纪念日，也是一位日本老人诞辰104周年纪念日。

他叫家永三郎。

20年前的这个晚上，他也许也如你一样辗转难眠。

因为就在那之前一周，1997年的8月29日，他刚刚拿到日本最高法院关于“家永教科书案”的终审判决书。

那一晚，已是八旬老人的他面对半输半赢的判决结果，还在考虑此后该以何种方式抗争下去。

“教科书是写不动了吧……”他无奈又不舍地想。

彼时刚刚结束的那场他与日本政府之间持续了32年的诉讼，甚至因为它的反复摇摆和遥遥无期而被收录进了吉尼斯纪录。

（一）

1913年出生的家永三郎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东京教育大学教授。1952年，他编写了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1953年开始发行。而从1955年起，他编写的这本教科书受到了日本文部省的审查，当年就有216处被审定为“不合格”。

（家永三郎著《检定不合格日本史》）

而日本文部省给出的理由，让曾是一名中学老师的家永三郎一望三叹。

家永三郎在书中曾这样提到“侵略”二字：“在中国，以西安事变为契机，成立了国民政府与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于是，抵抗日本侵略，恢复中国的主权的态度强硬起来。”

日本文部省审定后提出：“‘侵略’一词含有否定意义的评价，在教科书中把这种含有否定性价值评价的语言用于本国的行为，对于下一代国民的教育不利，应该使用诸如‘武力进出’一类的客观性的词语。”

有关南京大屠杀，家永三郎本就没有对血腥的场面作过多的描述，仅在教科书的注释中写道：“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即杀害了为数众多的中国军民。这里被称为‘南京大屠杀’。”

日本文部省又生不满：“根据这一注释，可以理解为占领之后军队进行了有组织的屠杀，应予改正。要说到这是在‘混乱’中发生的事件。”

而对“731细菌部队”，家永三郎在教科书中这样写道：“在哈尔滨的郊外设立了被称为731部队的细菌部队，以数千名俘虏，主要是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在内，从事残暴的人体实验。这一暴虐的事件一直持续到同苏联开战。”

日本文部省再提意见：“关于731部队，迄今为止还没有经得起推敲的专门的学术研究，在教科书中使用为时过早。”

（二）

“为时过早”吗？

那时距时年15岁的藤本安马响应“边学习边赚钱”的口号懵懂地登上大久野岛，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

大久野岛位于濑户内海的隐蔽位置，这座碧海蓝天间绿意盎然的小岛上有700多只可爱的野兔，如今每年吸引20多万人前来观光。1927年，日本军部选中大久野岛，开始秘密建造毒气生产基地。后来因为战事扩大，日本本土已缺乏劳力，到这里来的多是半大孩子，十五六岁，正是读中学的年纪。他们对眼前的人生怀抱着朴实又朦胧的希望，却全然不知自己已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拖向了歧路。而他们身处的这座植被丰茂的小岛，也被从地图上生生抹去——这障目法，是为了对付坚决抵制毒气使用的国际社会。

（大久野岛曾在地图上被抹去。）

先后有6700名工人在这座岛上工作，全身防毒服，24小时不停制造毒气，其中一种糜烂性气体毒性甚强，皮肤一旦接触就会产生烧伤的症状。

他们称自己制造的毒气为“死亡露水”，认为冒着生命危险制造毒气是“光荣的英雄行为”，是“为了取得中国战争的胜利。”

（藤本安马证言：制造毒气就是为了取得侵略中国战争的胜利。图片截取自日本TBS电视台纪录片）

这些毒气，的确被用在了中国战场。

1942年，李庆祥14岁，家在河北省北瞳村。5月27日，枪声骤响，他赶忙抓起妹妹的手逃向了地道。隐藏在村头玉米地中的地道，就是为了躲避日本侵略军的突袭而准备的。

地道里挤满了惊慌失措的女人和孩子。李庆祥听到“哗”的一声，一股浓烈的药味扑面而来。他被呛得喉咙生疼，一边剧烈地咳嗽，一边本能地拽着妹妹往地道外钻。

而妹妹已经喘不上来气了，她挣扎着说：“哥，你先走吧，我走不了了。”

这时的李庆祥已经被呛得无法呼吸，他来不及答话，求生的欲望让他不由自主抬起手捂住口鼻，就这样松开了妹妹。

而这一松手，就是永别。

70多年过去，李庆祥仍在后悔不迭。他站在村中一口老井边对来访的媒体记者说：“一想到放开妹妹的手的那刻，就掉眼泪，胸口痛，不想说话。”

这口井，叫“血肉井”。那天，日本侵略者不断屠杀从地道中钻出来的中国村民，然后把尸体都扔进了这口井。

血水漫出来，染红了黄土地。

那一天，北瞳村中有1000多人丧生。李庆祥失去了姐姐和妹妹，还有两个弟弟。

他说：“要是知道日军会用毒气的话，哪还会逃到地道里去。”

可即便是当年从地道中侥幸跑出来的人，又有几个躲过了刽子手手里早就磨快了等着他们的屠刀？

（三）

同样没有躲过命运的追杀的，还有在大久野岛上工作过的日本人。

先后共计约有6700名工人在岛上工作，其中有3700余人死于毒气。

幸存的藤本安马已经91岁，他因毒气影响长期患有支气管炎，经手术切除了胃部，而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已无法修复。

多年来，他每餐饭量还比不过要吞下去的药量。

（藤本安马说：“不吃药就不能吃饭，必须吃了饭活下去。毒气的证词，我死了的话就没有人讲出来了。我不能死，我还不能死。”图片截取自日本TBS电视台纪录片）

“我不能死。我还不能死。”

曾被迫剥夺了他人“生”的权利的他，而今却用剥夺了自己“死”的权利来偿还。

在大久野岛上的三年半时光，让他背上了永远无法偿清的债。

（四）

这债，家永三郎还了50年。

即便在那场战争里，他没有拿过枪，也没有杀过人。

让他逃脱不了的是他曾经中学教师的身份。他曾指着几册日本在战争期间使用过的教科书中关于中国和“满洲”的记载，对一位前来探访的中国学者说：“我当时就是用这些教科书的观点教我的学生的。这里面说‘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说在中国发生了排日事件，还说‘满洲’已经建立了繁荣昌盛的新的现代国家。这些教科书向日本的中小学生们灌输的思想是：到中国作战是为了保护日本的利益，到‘满洲’作战是为了建设新的国家。”

（二战期间日本媒体刊载的显示所谓“日中亲善”的宣传照片。该照片的解说文字中有侵华日军士兵和中国孩子的“对白”：“来，伸出手，给你点儿日本的水果糖。”“多谢多谢，我最喜欢日本兵了。”）

“我作为老师，没有能阻止我的学生去作战，而是用这些观点去影响学生，所以一直感到非常内疚。”

“对于我们这些有过战争体验的人来说，把历史的真实传给后代，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是1994年的11月，距他第一次为了这责任挺身而出，已经过去了近30年。

1965年6月12日，家永三郎以日本文部省对其编写教科书的审定违反了宪法第26条（受教育权）、第21条第二款（禁止审查）、第23条（学术自由）和教育基本法，提出被日本文部省勒令修改的300处争论点，要求东京地方法院裁决，取消不合理处理并进行国家赔偿。

他在诉讼声明中说道：“现行教科书的审定制，不仅践踏与蹂躏了宪法、教育基本法，还试图从国民意识中剔除和平主义、民主主义的精神。对此，作为亲身体验过那场悲惨战争的日本国民，决不能沉默宽恕……请求法院以公正的判断，昭明现行的审定制僭越教育行政权限，构成违法。”

1967年6月23日，家永三郎又向日本文部省大臣提出诉讼，要求取消对教科书的审定处分。

1984年1月9日，家永三郎再次向国家提起诉讼要求得到赔偿。

这一日本史无前例的个人向国家提出的三次诉讼案，其审判在时间上是交叉的，案情也互有影响。诉讼结果一直以家永三郎无法理解的方式摇摆着。例如，第一次诉讼的一审判决（高津判决，1974年7月16日）曾认定家永三郎“部分胜诉”：“把战争称为‘圣战’是对战争的美化森川在哪；在战场上的暴虐行为尽管是很遗憾的，但的确是事实。而且比较对手的国力、军事力等，进行上述的战争就是‘盲目的’，这在今天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此审定的意见不正确”。然而，二审判决（铃木判决，1986年3月19日）却完全改变了这一结论，认定家永三郎败诉：“在战争上实行暴虐的行为，不限于我国军队，而在战争中有许多复杂的情况，笼统地用‘盲目的’概括有问题。审定意见认为给正在身心发育过程中的高中学生使用的教科书采用那种叙述不确切，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不当之处的。”

（五）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不当之处的。”这种说法，恐怕只能是让向往公道正义的人们“呵呵”了——

蒙蔽“正在身心发育过程中的高中学生”，真的没有什么不当之处吗？

央视记者曾在街头随机询问了几名日本少年，他们眉目清秀，和当年踏上大久野岛的藤本安马年纪相仿，而时间已然过去了75年。

（图片截取自央视采访报道）

这是在日本东京的街头。此去西南方向635公里的大久野岛上，藤本安马正挎着扩音器义务向岛上的观光游客讲述他曾在这里度过的三年半时光，描述着毒气制造如何让这座郁郁葱葱的岛屿变成一片焦土。

这里生产的毒气分为四类：芥子毒气、路易斯毒气、胡椒气体及催泪气体。太平洋战争终结时，岛上遗留了3270吨毒气，包括1451吨芥子毒气、824吨路易斯毒气、958吨胡椒气体及7吨催泪气体。战后，驻日盟军曾拆除毒气生产设施并销毁遗留的武器，却未能彻底清理掉所有毒物。藤本安马在讲解中多次停下来，用拐杖不断敲击着脚下的地面，叹息道：“现在地下4-5米的土壤中，仍然含有高浓度有毒物质砷化物。”

而这些让生产并存储它的岛屿寸草不生的毒气，主要在中国战场上用于屠戮平民。

而日本的孩子们被问到“这些历史知识什么时候会学”时，他们回答说：“不知道，你得问我的老师。”

问哪位老师？

（六）

问家永老师吗？

还是问和田校长？

和田孙博是日本滩中学校的校长。这所私立学校经校内历史教员共同商议，选定了学之舍版历史教科书，于2016年开始使用。

在当前经日本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中，学之舍版历史教科书是唯一提到了“慰安妇”的。

（学之舍版教科书，在书页右侧提到“慰安妇”。）

麻烦由是纷至沓来。

先是来自县自民党议员的诘责：怎么能选择那个样子的教科书？连从政的该校毕业生也不断来电追问。

接着，学校不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匿名信，统一印刷着战时《支那事变画报》曾刊载的显示所谓“中日友好”的画面，正文无外乎“这是哪个国家的教科书？”“是在宣传共产党吗？”“绝不再会向这样的母校捐赠任何东西森川在哪！”的短句，把这些校友的“愤怒”表现得淋漓尽致：

“学之舍历史教科书是‘反日极左’的，要将年轻人培养为未来日本支柱的精英学校，为什么要选用这样的教科书？我不能眼看着学习过这样的教科书的日本年轻人将来成为日本的领导层。请马上停止使用森川在哪！”

这些画面统一印刷的明信片，显然是有专人组织印刷后发给各地的支持者的。和田孙博校长说，当他脑子里浮现出这些戴着同样面具的人群时，感到阵阵寒意。

（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该中学因选用涉及“慰安妇”的教科书而遭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恐吓和威胁。）

一如当年愤而起诉的家永三郎，和田孙博校长也对这些不得不承受的政治压力忍无可忍，他在网上发表了题为《在无端的压力之中》的文章——

“我们选择更适合教育的教材，真的是错了吗？”

（七）

错了吗？

明知是飞蛾扑火还要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国家的家永三郎错了吗？

91岁高龄还在大久野岛义务讲述真实历史的藤本安马错了吗？

高声疾呼着“教育不能再被框定在四边形里”的和田孙博错了吗？

32年马拉松式诉讼，半个世纪坚持为公道正义抗争，却仅得一纸轻薄的判书，稍加时日恐怕便鲜少有人记得他的坚持。这样的家永三郎，并没有什么错。

李庆祥曾在2004年见到来中国谢罪的藤本安马。他看着这位向他深深鞠躬的77岁日本老人，摇摇头说，他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这错不该算在他头上。

韩国诚信女子大学教授徐埛德写信给和田孙博，感谢他的勇敢发声，肯定他没有做错。

而面对央视镜头的日本少年们，没有办法拨开眼前的迷雾，这也并不是他们的错。

家永三郎曾在《教科书审判》一书中写道：“1937年，我没有迎合、投机战争，埋头保护自己一个人的良心，没有为阻止那场悲剧作过任何抵抗性的尝试，旁观许多同龄人陷入悲惨的命运之中。我的良心因此深受重创。今天，如果我再次放弃，以保护自己一人的良心而告终，能不重复同样的后悔吗？”

家永三郎的勇敢赢得了日本各界正义人士的支持。诉讼发起后，“声援教科书诉讼全国联络会”迅速成立，规模发展到3万人，还专门组织代表团到中国卢沟桥、柳条湖、平顶山、哈尔滨平房731部队旧址和南京等地访问。以著名律师森川金寿为首的数十人辩护团，始终在为赢得诉讼胜利、还人间以公道而奔波。“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访华团团长藤原彰教授、《朝日新闻》著名记者本多胜一、采访原731部队成员而撰写《恶魔的饱食》的作家森村诚一等30余人纷纷自愿出庭作证。史学家鹿野政直教授，更是亲自参加撰写“上诉理由补充书”；安在邦夫教授在受到日本右翼分子恐吓的情况下，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组织34位在各个历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史学家，选取最重要的36项诉讼争论点，向日本最高法院提交“上诉理由补充书（八）”，论证日本文部省的审定意见是错误的。“联络会”还发行报纸、组织活动，并曾为诉讼30周年征集百万日本民众签名。

终审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家永三郎说：“一个无力之人之所以能坚持斗争，多亏了多数人的支援。不论胜负，都是荣誉。”他声音嘶哑，说罢深鞠一躬。

四周掌声不息。

（家永三郎在判决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

那么，是谁，在这正义的人群面前把家永三郎的坚持践踏了一遍又一遍？

是谁，在全世界的灼灼目光中把藤本安马的苦心丢弃在一边？

是谁，在正视历史的洪流之中躲在面具后面威胁着和田孙博？

又是谁，伸出一双黑手遮住了日本孩子们清澈的双眼？

（八）

1957年2月，战后作为甲级战犯嫌疑犯被逮捕的岸信介出任日本内阁首相。日本国内保守势力要求加强对学生进行“爱国”和“国防”教育的呼声四起。这“爱国”，是日本右翼势力所谓的“忠君爱国”。

1985年8月15日，此前三年间10次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冒天下之大不韪，率18名内阁成员开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先河，并认为必须进行“教育改革”，改变强加给日本的“东京审判史观”。

1993年8月，自民党成立了以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之次子板垣正为事务局长的“历史研究委员会”，每月组织一场专门报告会，请否认日本侵略战争的学者、媒体工作者、政治家做20场报告。日本政治评论家细川隆一郎主张把日本战败纪念日，改为“卧薪尝胆”纪念日。

1997年8月29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最终判决，认定日本文部省在教科书中删掉有关“731部队”的记述是违法的，同时认定教科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日军的残暴行为”等记述是合法的，应向家永三郎赔款40万日元。即便如此，家永三郎的诉求并没有得到全部的支持。因此曾有人问家永三郎，是否还会因这半赢半输的结果提出第四次诉讼，已经84岁的家永三郎说：“以我的年龄来论是不做此想了。”

他的确太累了。1965年提起诉讼之前，他就在报纸上同日本文部省展开论战。32年的诉讼历程，他不断地参加各种讲演集会，从未缺席过任何一次审判，随时准备着作为证人发言。1994年，中国作家张承志见到他时，他的体重只有38公斤，在一米五左右的瘦小骨架中，隔着衣服觉不出他身上还有肉。

（《家永三郎自传》被译为中文并出版发行。）

2000年9月，“新历史教科书编纂委员会”编写了一部否认日本侵略历史、淡化甚至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新历史教科书》。

这无疑又是一场闹剧，而早被拖垮了身体的家永三郎大概早就看腻了。

他疲惫地合上眼，永远地睡着了。

这一天，是2002年11月29日。

（九）

家永三郎曾在他编纂的教科书中写道：“日本军到处杀害居民，烧毁村庄，奸淫妇女，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贞操和财产损失不可计量。”

（侵华日军将砍下的中国人的头颅提起拍照，以示其“勇武”。）

日本文部省则回应：“奸淫妇女的事情在哪一个时代、在哪一个战场上都有发生，这不是日本军队所独有的。”

“不是日本军队所独有的。”这个世界上，哪有别人犯了罪错，自己也便有了可以心安理得地犯下罪错的理由？！

不可否认，历史总是有横向的相似，阳光之下没有新鲜事。

而更让人惊惧的是，历史总有纵向的重演。

为了正义奔波半生、辛劳半生的家永三郎离开了，带着一个让人扼腕叹息的结果。而“家永教科书案”却不能在这叹息中就此落幕。

人之初，似无分善恶。于是，记忆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选择。如果一个人从不知道自己曾经犯错，又如何能奢望他可以绷紧神经避免重蹈覆辙？如果一个人从不曾知道军国主义的祸轮曾横碾他国，从不知道邻人的血和肉被深深嵌进车辙，从不知道百年间几代邻人的伤口从未愈合，他会不会以为祖辈手上的血迹就是所谓的“大和荣光”？会不会以为父辈的悔恨是多此一举？会不会又伸手去猛推那扇通往人类噩梦的门？又会不会，把门后的深渊当成通往神圣的天梯？

夜越深，越显得宁谧。

而你是否记得，不能正视历史的宁静生活只有虚假而脆弱的根基？你是否感到，有一双邪恶凛冽的眼眸，正在静谧的夜里窥伺着推翻这和平大厦的时机？

这让家永三郎如何安眠？

这让你我如何安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