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良郑永森现在哪(台湾华良集团郑永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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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末华良郑永森现在哪，日本一家卖磁性保健床垫的公司，“偷渡”到中国开展传销业务，这被公认是传销在中国的开始。此后，直销公司开始进入中国。但是真正让这个江湖风生水起的，则是1990年代的“摇摆机”。

摇摆机是一种足、腿部按摩器材。那个时候，风靡整个江湖的摇摆机品牌是“爽安康”。这是一个来自台湾的品牌。当时爽安康的售价高达6980元，走的是直销路线。

在当时,“传销”与“直销”难分彼此，都号称将产品直接卖给客户，不需要经过分销商和门店。

“从1980年代末到1998年，‘传销’还是一个中性词，仅仅指代一种新型的营销模式。”天问（笔名）也是传（直）销界的一位风云人物，早在1995年就参与传（直）销，后来做直销行业的媒体传播，现在在某知名直销公司做高管。

据天问介绍，1990年代，传销分为单层次传销和多层次传销。单层次传销是推销员只能将产品卖给一个客户，不允许客户再继续发展新的客户；而多层次传销就是今天所指的传销，在当时也被屡次监管和查处。

但在当时，爽安康拿到的是单层次传销的牌照，但经销商则做起了多层次传销的事情，并将6980元的价格降到1980元，市场一度混乱不堪。

天问说,传销进入中国之后分成了两大流派，一派是较为温和、理性的直销模式；爽安康派则是“潜能开发”,靠打鸡血、喊口号等来激发会员的财富欲望，并且逐渐淡化产品概念。爽安康模式是后来的“老鼠会”的鼻祖。

面对这些新的营销形式，国家相关部门曾一度希望将其引导到健康、正常的轨道上去。

1994年8月，国家工商总局发布《关于制止多层次传销活动违法行为的通告》，并未禁止单层次传销行为；两年之后，工商总局发布《进一步加强对多层次经营传销活动监督管理的通知》，将“制止”改为“监管”；到了1997年，国家工商总局通过《传销管理办法》，形成一个系统的管理方法,要求传销企业在规定区域内开展业务。

但是，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之下，传销像是一匹难以驯服的野马，不断地挑战监管的底线。尤其是“异地邀约”模式的产生,为传销的发展埋下了恶之花的种子。所谓“异地邀约”，就是以工作、旅游等名义，将亲戚朋友从家乡骗到外地去做传销。

传销史上无法回避的一个事件,是1997年发生在长沙的“万人会议”。包括爽安康在内的多家传销公司在长沙开会，那是异地邀约模式的一个顶峰，也正是这次会议，让传销在一年后被一刀切地全面禁止。

1998年，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务院先后发布《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有关情况》和《全面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传销被迫转入地下。

在那段草莽时期，传销还完成了从实物传销向无物传销的演变。民间传销研究者易铁介绍，这一演变始于摇摆机传销所遇到的一个瓶颈：传销人员越来越多，摇摆机的生产供应跟不上，而当一群大佬坐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会员们并不关注摇摆机的质量和功效，而是自己到底拉了多少人头。

“哪怕一颗鸡蛋，你说它值6980元，只要有人买，它就值6980元。”易铁说，“重要的不是这个鸡蛋值不值这个钱,而是你买这个鸡蛋的时候你相信，那是通往财富的第一步。”

为鸡蛋赋予财富魅力的则是“几何倍增学”和“五级三阶制”。几何倍增学是直销和传销通用的概念，即1变3，3变9，9变27,下线无限倍增；五级三阶制则是传销界的金字塔形奖金分配制度。最高级别会拿到所有的奖励——一笔百万或千万级的财富。

实际上，一旦误入传销体系之中，给你洗脑的目的就是让你接受几何倍增学和五级三阶制的理念，一旦接受了，就会相信拉人头是最快的赚钱方式。

1998年的一纸禁令将传销赶到了地下，公安部门数十年来也从未停止打击，一场旷日持久的猫鼠游戏从此上演。

传销行业里首个“教父级”人物,也正是在那时出现。1997年4月，台湾人郑永森、李佩瑜夫妇以台湾华渝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在湖南长沙高新技术开发区成立了华良（长沙）实业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海豹油等产品，并进行传销活动。华良接盘了爽安康，成为当时风头无两的传销骗局。

公安部门很快出手，根据当时公安机关的通告，该案的传销窝点遍及全国25个省份的75个城市，18个月内搜刮传销资金达到2.9亿元，受骗群众达20多万人，该案被列入“2001年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十大经济犯罪案件”，并由公安部挂牌督办。遗憾的是，郑永森夫妇未能归案。

传销被禁止之后，一批涉入尚浅的人开始反思，离开或被家人劝离这个行业。但这些人的思考方式往往比较简单，适应社会的能力也比较弱，可被称作是“传销难民”。经常性的，这些“传销难民”过了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后，只能重新寻找传销组织做回老本行。

将这些人称为“难民”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从事传销时，往往居住在小城市城乡接合部的廉价民房里，过着打地铺、吃大锅饭的“苦日子”。这一传统保持至今，传销界内部美其名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随着相对高收入、高学历、高智商人群的加入，传统的“丐帮式”生活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尤其是南方的一些传销派别，告别地铺，进入了小区。不过在北方，传销界依然保留睡地铺的传统。

传销界习惯根据地域的不同分为南派和北派，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睡地铺、是否打人。但由于南派和北派互相交叉严重，易铁更愿意用“净衣帮”和“污衣帮”来形容这两个派别，净衣帮指住小区、不打人的派别，污衣帮则指睡地铺、有暴力倾向的派别。

2005年8月，国务院发布《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再次明确传销活动在我国的非法性质，并为传销行为做了定义，明确了查处措施和法律责任。2009年2月，又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写入《刑法修正案（七）》。

事实上，自从1998年被禁止之后，传销行业就进入了一段漫长的“理论危机”期。传销组织者需要苦口婆心地解释和美化这个行业，各种“洗脑”的话术和套路在那时酝酿出来。2008年，丁耀华、曾培淦这两个人的出现，使得传销上了一个“理论层次”。

易铁称，与普通的传销者不同，这两个人理论素养较高，总是能找出说辞来化解质疑。比如，2008年广西北海的一次会议上,丁耀华提出了“负面调控论”，使得传销的洗脑理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所谓“负面调控论”，是说国家之所以让媒体曝光、让公安部门打击传销，实际上是在暗中保护这个行业，担心这个行业发展太快，13亿中国人不够用。

曾培淦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但是依然可以从网络上找到他的一些演讲视频。他习惯戴着一副金框眼镜，穿着白色T恤，从国家政策的角度，诸如北部湾开发、“1040阳光工程”、西部大开发等，来解释他们所编织的传销迷梦。

易铁曾接触过大量的传销头目，他发现在传销这个行业里，各类“老油条”已经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他们会到处交流学习，将自己学到的理论说辞带回自己的团队。丁耀华的“负面调控论”就是这样在传销界里流传开来的。

2008年前后，传统的异地传销体系大多改头换面，他们打着慈善、保健品、资本运作、国家政策、电子商务、互联网科技等各种名义,去拉人头，发展下线。这个时候的传销，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实物，所传播的就是“财富梦想”。

传销人群的特性也开始形成。易铁将传销人群从上至下分成四层，第一层是金字塔顶端的人，他们知道整个骗局的一切，是财富的最后收割者；他们把骗局的80%告诉第二层的人——传销江湖的老手,让他们为自己摇旗呐喊并获得财富，第二层人很有可能在日后重新开盘时，晋升为第一层人；第三层的人知道骗局的一半，他们曾经做过传销，但被第二层的人洗脑，依然相信这是一个可以赚钱的行业；最底层的则是“傻人圈”，相信自己做的是一个伟大而有前途的行业，并且极易被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