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在哪里(我妈妈在哪里哦)

去年起我妈妈在哪里，在北京大学“80后”教师王洪喆开设的《传播学理论》课上我妈妈在哪里，个人家庭史的非虚构写作成为课程考核作业我妈妈在哪里，期望学生由此“重新理解自己的家人和他们的时代”。

在他的鼓励下，过去两年内，包含青田男孩李一文和慈溪女孩张烨瑶在内的300多位“00后”大学生，成为民间历史的调查者。他们将视角对准自己的家庭，用口述史、媒介考古的方式，发掘日常之下被忽略的过去，记录具体而微的祖辈往事。

今年9月至10月，汇集其中50份作品的展览在北京举办。展览背后是由300多个家庭、100多万文字、无数老照片和老物件，构成的关于二十世纪不同的历史横断面。

展览的照片。

在这些作品中，“00后”们关注的领域广泛而细致。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家庭和中国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他们的故事几乎涵盖近百年间中国所有历史时段，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书写的主角是身边最平凡的亲人，他们曾朝夕相处，却从未好好了解过对方的过去。

而当这些“00后”向亲人发出第一句追问开始，一些微妙的改变悄然发生。李一文重识了逝世十年的外曾祖母（家中男人都远渡重洋，阿太留守一生，如今我选择归来），张烨瑶与家乡建立了真正的连接，还有人从中汲取了未来路途的能量，消解了对家庭累积多年的误解，甚至有人因此获得疗愈……

身为发起人的王洪喆也有意外之喜。近年来，“寒门再难出贵子”引发热议，王洪喆曾认为，北大学子可能大多来自城市中产家庭。

可真相并非如此。这些孩子们的父辈、祖辈，有最普通的农民，有住在船上的渔民，有的曾前往珠三角打工又回到家乡，有的移民海外又回到祖国……家庭史作业呈现出广阔的阶层来源和丰富的家庭故事，有些甚至连王洪喆也未曾料想。

展览的照片。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陈馨懿

张烨瑶在2000年出生，她正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学三年级，来自宁波慈溪。

慈溪被称作“中国杨梅之乡”，慈溪杨梅进入了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它们还被销售至香港、中东等地。

在作业中，张烨瑶则把杨梅称作“我们家族的精神象征”。每年盛夏，张烨瑶的舅舅会和外公一块上山，带回新鲜的杨梅。

在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连线时，张烨瑶回忆：“当得知要写家庭史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写杨梅，因为它贯穿了我的生活。”

童年是那几棵杨梅树，陪着她长大

张烨瑶带着杨梅罐头来到北京大学，她把家乡的味道分给了舍友。而后三年，每过一段时间，张烨瑶都会收到家人寄来的罐头，更多同学、朋友都尝到了慈溪杨梅，她记得：“有一位北方的同学，在这之前没有吃过杨梅。”

在张烨瑶小时候，每到周末，她都会回到桥头镇上林湖村的外婆家，村名的来源源自边上的上林湖，那里距离慈溪城区仅半小时路程。

六月，黄梅季，杨梅成熟。张烨瑶和比自己大两岁的表哥常常坐上外公的三轮车，摇晃几分钟晃到山脚停下，那里有几棵杨梅树供他俩玩耍。

张烨瑶的外公一整天都在湖边待着，劝阻村民不要野泳。张烨瑶则跟在表哥身后，很快学会了爬树，又很快学会了“偷吃杨梅”，“就摘手边的几颗杨梅。我们也不洗，摘下来了就往嘴里放。”

张烨瑶学会了爬树“偷吃杨梅”。

到了某天，张烨瑶的外公会神奇地搬回来一整筐杨梅，摊放在家里。外婆取出杨梅核、捣碎果肉，最后放进冰箱。过些时日，便成了可以直接饮用的“杨梅酱”，这是张烨瑶最喜欢的夏日饮品。

小学四年级，张烨瑶被选入了宁波市体校学习打篮球，而后又转入位于杭州的浙江省队，高中时来到北京清华附中，最后进入北京大学。

从慈溪离开，张烨瑶越走越远，但总有杨梅在。

在宁波时，张烨瑶的妈妈会开车送来新鲜的杨梅；到了杭州，张烨瑶第一次吃到外婆做的杨梅罐头，用糖水泡着的杨梅更甜，可以储存更久，外婆说是和街坊学来的；最近两年，外婆又偷师街坊，做出了杨梅汤圆。

张烨瑶外婆制作杨梅罐头。

在张烨瑶很小的时候，家人就常告诉她：“杨梅是我们慈溪的特产。”等到张烨瑶进入体校后，妈妈也会给她的同学们送杨梅。张烨瑶记得：“当时奉化的孩子带水蜜桃，我们慈溪孩子就带杨梅。”

去年，张烨瑶修读了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传播学概论》，这门课程最后的考核作业是：个人家庭史的非虚构写作。在考核要求中，老师建议学生可以通过这个工作来“重新理解自己的家人和他们的时代”。

这是《传播学概论》第二次尝试布置家庭史作业。在这门一百二十来位学生的大课上，80后老师王洪喆提到，上一次布置的作业成果他挺满意。王洪喆特意和学生们说，选择的素材要和私密的家庭历史区分开，得和时代变迁结合在一起。

张烨瑶有种直觉，她应该写写家里的杨梅林，“它贯穿了我的生活。”

杨梅是家族精神象征，凝结三代人记忆

事实上，张烨瑶并没有那么了解杨梅林。

在上大学后，张烨瑶才开始注意到，外公带回来的杨梅总有一大筐，而她只见过几棵杨梅树：“几棵杨梅树为什么能产出那么多杨梅我妈妈在哪里？”

外公这才告诉张烨瑶，在山的更高处，家人还栽培了二十余棵杨梅树。张烨瑶回忆：“山上没有专门的道路，我从没上去，也完全不知道。”

张烨瑶外公在摘杨梅。

祖孙两人的感情很好，但交流很少。这位七十余岁的老人一脸和蔼，不爱说话，家里的事情总是外婆在安排。

张烨瑶没有亲眼见过外公照料杨梅，不知道他出门都在忙什么。关于外公的过去，张烨瑶也只是隐约记得曾见过一张照片，大约是年轻时的外公，一副军人的模样。

上了大学后，张烨瑶只给外公打过几次电话。为了了解杨梅的来历，张烨瑶和外公通话了一个多小时，这一次外公难得说了许多话。

张烨瑶问：杨梅树是不是需要每过两三天就要看看我妈妈在哪里？外公答：一年只用照看几次，春节看树根，五六月剪枝条，六月就能收获了。

张烨瑶又问：杨梅树是从哪里来的？外公答：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来的。

“很多没有听说过的事出现了。”张烨瑶听到了许多熟悉又陌生的词，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国营工厂和工厂托儿所……它们来自1970年到1980年，更多时候出现在她的历史课本，而非家人口中。

以下是张烨瑶的家庭史作业：

外公的确曾经当过兵。1964年，他进入海军部队，后来成为了班长。1970年，他回到家乡慈溪，成为村支书，带着生产大队一块种植。那时的杨梅只是作物之一，由国家统一收购。

杨梅是一年一季的作物，一个生产队一年大约可以卖给国家几千块钱，每户人家根据劳动力的多少可以分到100元左右。当然这是在旺季，也就是杨梅品质较好、产量高的情况下。

左一为张烨瑶外公。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外公家便分到了杨梅林。杨梅不再统一收购，而是被村民们摆在马路边上售卖。1989年起，慈溪还会每年都举行为期一个月的“杨梅节”。

我从小和妈妈、外婆一块生活在城区。外婆告诉说，我们一家是在1980年进入慈溪城区的。那时，外婆在国营工厂工作，妈妈也被放到了工厂的托儿所。而外公仍在村子里，和杨梅林一起。

我妈妈在假期才回到村子里。那时，凡是大一点的小孩子，都要去上山看管杨梅树，防止果子被偷走。妈妈需要在杨梅林守一整天。六七月正是最闷热的时候，山路难走，她还曾遇到过一条蛇，吓得不敢动，直发抖。

那时，杨梅售价只有几分钱一斤，一篮子杨梅只能卖两角钱左右。掉在地上的果子，孩子们可以捡起来兜售，大家都舍不得吃了这份属于自己的零用钱来源。地上的果子多的时候，一天能卖一两块钱，妈妈一般拿去小卖店买白糖棒冰吃。

杨梅林成了妈妈童年时的“玩伴”。为了打发时间，妈妈经常会和别家小朋友打成一片，他们也是看管杨梅林的孩子。他们有时去山边的湖里洗澡，有时去山下的田里捡螺蛳。就这样，杨梅林看着看着，孩子们就没了人影，都跑去玩了。

现在，舅舅帮着外公一块采摘。杨梅林已经不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已成了我们家族的精神象征。它是外公的奋斗，妈妈的童年，还有我自己的乡愁。

进入北京大学后，我依然要进行体育训练，归家的时期总是无法确定。到现在，我总想起2019年的夏天，那时我刚刚高考结束，再次回到外婆家，和杨梅一起度过了初夏。

我和外婆花了一个下午，把一整筐杨梅挨个塞到罐头里，大约塞了有五六十罐，做好后，罐头全都藏在仓库里。之后，我会在北京陆续收到这些亲手制作的罐头。

那些天，我也去了杨梅林。一阵微风吹过，我伸出手，刚好一颗杨梅落下，坐在我的手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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