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文化交流(如何进行文化交流高中政治)

吉仁台沟口遗址全景（图源如何进行文化交流：澎湃新闻·私家历史）

一 引言

如果以陶容器为主要依据如何进行文化交流，结合其他遗存的空间分布和起源传播如何进行文化交流，可将丝绸之路前全新世大部时段的亚欧大陆大致划分为三大文化圈，即以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包括东亚、东南亚及太平洋诸岛屿在内的“早期东方文化圈”；以两河流域为中心，包括西亚、北非、中亚南部、南亚和欧洲南部在内的“早期西方文化圈”；以及东、西两大文化圈以北的“早期北方文化圈”。本文所谓早期东西文化交流，主要指旧石器时代人类大迁徙之后、汉代“丝绸之路”出现之前早期东、西两大文化圈之间的交流。

人群的迁徙、碰撞、融合，文化的传播、影响、交流，本为常事，也是人类演化、文化发展、文明演进的必要条件。只不过文化交流多是双向互动，早期的东西文化交流自然也是如此。仅关注文化的自身发展而不考虑外来影响，过分强调文化传播而轻视当地传统，都失之偏颇。

对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关注，至少从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学者杜撰的中国文化来自埃及、巴比伦等说法即已开始，只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之前，这类问题尚无条件做出确切回答。1921年在河南发现了仰韶文化，发掘者瑞典人安特生试图以彩陶为线索追溯中华远古文化的源头，提出“彩陶文化西来说”，仍落入“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窠臼。不过，李济等中国学者对这条自西而东的所谓“彩陶之路”不以为然，裴文中、苏秉琦等也明确指出中国彩陶东早西晚的现象。严文明在1978年更是清晰梳理了甘肃彩陶文化自东向西渐次拓展的过程，否定了中国彩陶文化或仰韶文化西来说。但这并非说东西方彩陶文化不存在彼此交流的可能性。

彩陶之外，北方系青铜器所反映的中国北方地区和欧亚草原之间的联系，也在二十世纪初就引起学者关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瑞典学者高本汉提出中国商代的青铜技术对南西伯利亚的青铜文化产生过影响，美国学者罗越则持相反观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学者吉谢列夫、中国学者高去寻等都对这一问题有进一步讨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田广金等在内蒙古中南部发现桃红巴拉、朱开沟等关键性遗址，相关讨论才开始真正落实到考古学上，以林沄、乌恩等学者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相关研究更加丰富，涉及金属器（冶金术）、农作物（农业）、家畜（畜牧业）、陶器（彩陶）、釉砂、玉石器、马车等多个方面，兹不赘述。

目前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基于整体年代框架下的综合性研究较为缺乏，对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基本过程仍不明晰，过于关注草原之路，而对其他通道重视不够，过多强调文化的“西来”而忽视“西去”等。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通过对陶器（彩陶）、金属器、农作物、家畜等物质文化遗存的考古学分析，按照时间顺序，对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大致脉络进行梳理，基本不涉及文献记载、血缘人种和语言文字问题。

二 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交流

最早阶段的东西文化交流，在新石器时代或许就已经出现，但证据并不充分。就彩陶来说，在中国和西亚都至少产生于公元前6000年以前，至公元前4000年左右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在中原及其周边的庙底沟时代诸文化，东欧地区的特里波列-库库泰尼文化（Tripolje-Cucuteni culture)，中亚南部的安诺-纳马兹加一期文化（Anau-Namzgav I culture）当中，都开始流行圆点、勾叶、三角纹彩陶。这也是当年安特生等将这些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但实际上东西方彩陶流行区之间相隔数千公里，并没有发现它们彼此存在交流的直接证据。不过，如果考虑到陕西临潼姜寨一期房基面上发现的公元前4000多年的黄铜性状的铜片，比西亚和欧洲人工冶炼铜器的出现晚上千年，也就不能完全排除东西方之间存在包括冶金术在内的文化交流的可能性。东西方之间早期的文化交流，较明确应该从约公元前3500年前后的铜石并用时代开始。需要说明的是，中亚南部和欧亚草原的铜石并用时代分别在公元前4200-前3000年、公元前4000-前2500年，中国铜石并用时代在公元前3000-前2500年。

1．公元前3500年前后 主要是甘青地区和中亚南部的彩陶交流。曾在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发现过一件庙底沟时代末期阶段的彩陶盆，上饰斜线和锯齿组成的菱形纹（图一，1），与中亚南部纳马兹加文化（Namazga culture）二期晚段和三期文化彩陶有较大相似性（图一，5、6）。锯齿纹菱形图案在中国西北地区并无确切来源，而在中亚南部广泛盛行且传承有序，存在从中亚传播而来的可能性。比阳洼坡这件彩陶盆略晚的是甘肃秦安大地湾四期文化的一件穿孔石器（图一，4），上面涂有红色颜料，被推测为权杖头。而权杖头是早期西方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在伊朗北部的锡亚尔克二期文化（Sialk culture）就有球状石权杖头（图一，9、10)，有向东传播的可能性。公元前3500年稍后，在甘肃武山傅家门、天水师赵村等属于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的遗存中，发现多件羊和黄牛的骨骼，说明当时甘肃中南部地区已经开始养牛牧羊，而且很可能是从西亚-中亚地区传入。可见当时东西方彩陶存在交流当非偶然。

2．公元前三千纪前叶 主要是中国西北和中西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在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和宗日类型的几件陶盆上彩绘有舞蹈纹图案（图一，2、3)，类似图案在西亚和东南欧等地从约公元前9000年开始就较为常见。与马家窑文化年代最近者，当属伊朗北部公元前四千纪中叶的锡亚尔克三期文化彩陶上的舞蹈纹图案（图一，7、8）。推测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图案的出现有受到中西亚文化影响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在黄河、长江流域开始出现土坯，而土坯在西亚有近万年的历史，两者之间或许也存在关联。另外，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类型的青铜刀，也不排除受到西方青铜技术影响的可能性。

甘青地区和克什米尔间也存在文化交流。克什米尔地区的布尔扎霍姆一期乙段（Burzahom Period IB）遗存和青藏高原东部的卡若文化有许多近似之处，如都流行小口高领罐、壶类和平底盆、钵类陶器（图二，1、2、5、6），都流行形态近似的双孔或单孔石刀（爪镰或铚）（图二，3、4、7、8），以及磨制的长体石斧、锛、凿等。在布尔扎霍姆遗址之西的卡西姆巴格遗址（Qasim Bagh site），还发现了公元前2000-前1500年的黍。推测布尔扎霍姆一期乙段文化的出现，当与卡若文化人群沿着喜马拉雅山南缘长距离西迁有关。再进一步来说，卡若文化当为青海共和盆地和四川西北部的马家窑文化人群南向拓展并与当地土著融合形成（图二，9-12)。因此，也可以认为布尔扎霍姆一期乙段文化是马家窑文化间接传播影响的结果。

再看新疆西北部和欧亚草原的文化交流。在新疆北部的阿勒泰、塔城和伊犁地区，近年发现多处铜石并用时代墓葬，人骨测年校正数据在公元前3000-前2500年之间。这些墓葬的圆形石墓围、仰身屈肢葬，随葬的尖底蛋形罐、四足香炉等陶器，均与叶尼塞河中游的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基本相同，无疑当属于阿凡纳谢沃文化系统，其源头也应是黑海-里海以北草原的颜那亚文化（Yamnaya culture）或列宾文化（Repin culture)。但新疆塔城、伊犁地区发现的洞室墓却不见于叶尼塞河中游和新疆阿勒泰地区，且早于黑海北岸的洞室墓文化（Catacomb culture），有些口沿外戳印纹饰的尖圜底陶器更接近于中亚里海-咸海以东地区年代更早的凯尔特米纳尔文化（Kelterminar culture)。可见公元前三千纪前叶，新疆西北部已经和欧洲草原、中亚草原之间发生了文化交流。最近在阿勒泰的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发现可早到公元前3000年的炭化小麦、大麦，或许也是通过这一途径从西方传播而来。

总之，铜石并用时代的东西文化交流已经涉及草原、绿洲和高原三大通道，包含彩陶、羊、牛、黍、麦等多种因素，尤以中国甘青地区与中亚南部、克什米尔之间的“彩陶之路”最具代表性。这时期的交流虽然只是零星出现，尚处于肇始阶段，并没有深入到中原腹地，但已经给东西方文化带来了一定影响，尤其驯化黄牛和羊的引入，使得中国西北地区在主体农业之外出现畜牧业，较大地提高了当地人群适应偏干旱环境的能力，这可能是马家窑文化能够西向及西南向大范围拓展影响的原因之一。

三 青铜时代的文化交流

欧亚草原中西部和中国的青铜时代大约都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结束于约公元前1000年。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从二里头文化开始才进入青铜时代，但实际上从公元前2500年始，新疆的切木尔切克文化已明确属于青铜时代文化，同时或稍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齐家文化，黄河中游地区的老虎山文化、陶寺晚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等，都有青铜器或青铜冶铸遗存发现。青铜时代是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关键时期，其早、中、晚不同阶段，交流的方向、内容、程度都有较大不同。

（一）青铜时代早期

中亚南部文化因素继续向中国甘青地区渗透，同时或稍晚，中国北方和阿尔泰地区之间开始频繁互动。

1．中国甘青-新疆地区和中亚南部的文化交流 中亚南部的青铜时代早期文化可能对中国甘青和新疆地区产生过一定影响，表现在锯齿纹彩陶、尖顶冠形符号、人物雕塑、土坯等方面。

锯齿纹是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彩陶的标志性特征（图三，1、2)，罕见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晚期，却流行于土库曼斯坦南部的纳马兹加二至四期文化（Namazga culture Ⅱ-Ⅳ），该文化从大约公元前3500年的铜石并用时代开始就盛行锯齿纹，并延续至青铜时代早期（图三，3、4）。因此，半山类型彩陶上的锯齿纹图案，很有可能就是纳马兹加二至四期文化通过绿洲通道远距离影响的结果。

在青海同德宗日墓地一件宗日类型早期的小陶壶上发现多个尖顶冠形符号（图三，5），其绝对年代应该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这种符号还发现于稍后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齐家文化中期，以及更晚的齐家文化晚期、四坝文化、哈密天山北路文化、辛店文化和察吾呼沟口文化早期。但追根溯源，尖顶冠形符号在中国前所未见，却常见于土库曼斯坦的纳马兹加五期类型或阿尔丁特佩文化当中，包括阿尔丁特佩五期文化（Altyn-Depe cultureⅤ）第一发掘区1-3层（图三，6）、纳马兹加五期文化（Namazga cultureⅤ）等，其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600-前1900年。推测中国西部地区的尖顶冠形符号源自中亚南部。

新疆若羌古墓沟墓地曾发现六件木或石质人形雕像，都是方折肩，倒梯形上身，多为梯形或近圆形下身而未明确雕出双腿，有的有明显双乳而具女性特征，有的头后垂有单辫（图三，7、8)。虽然人形雕像在西方很常见，但与古墓沟人雕最相似的则是上述纳马兹加五期类型或阿尔丁特佩文化的陶塑（图三，9、10）。古墓沟墓葬年代上限在公元前2000左右，和阿尔丁特佩文化晚期的年代相若，因此，古墓沟人像的出现很可能是受中亚南部影响的结果。

在甘肃张掖西城驿马厂类型末期遗存（或所谓西城驿文化）中发现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土坯墙房屋，而且是西亚、中亚等地流行的湿泥晒干的土坯。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部分墓葬为土坯墓室，有的年代可早到公元前2000年以前。推测这类土坯当是从西亚、中亚经南疆传入河西地区。

另外，马家窑文化石岭下和马家窑类型阶段的装饰品主要为陶镯和骨笄，至半山类型则开始流行串珠装饰，在宗日墓地等处还发现玛瑙珠，可能与来自中亚、南亚等地的影响有关。

2．中国北方地区和阿尔泰地区的文化交流 公元前2500年以后，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中北等地进入老虎山文化阶段，曾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掘出土过个别浅浮雕的人面形象，也采集到一些人面石雕。无独有偶，同时期在广义阿尔泰地区的奥库涅夫文化（Okunev culture）、卡拉库尔文化（Karakol culture）、切木尔切克文化等当中，发现更为丰富的石雕人面形象，类似的心形或水滴状人面形象还广见于阿尔泰山、天山、贺兰山、阴山等地区岩画之上，暗示了这个时候中国北方地区和阿尔泰地区之间可能存在广泛的文化联系。另外，神木石峁、木柱柱梁等老虎山文化遗存中，还发现大量绵羊、山羊、黄牛等家养动物的骨骼，有来源于甘青地区和阿尔泰地区两种可能。

3．小麦、黍的传播 源自西亚的小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出现在黄河下游地区，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现在河西走廊等地。另一方面，哈萨克斯坦东部贝噶什遗址（Begash site)、土库曼斯坦南部阿吉库伊I遗址（AdjiKui I site)发现有测年可早至公元前2400年的黍，公元前2000年左右黍也已见于阿富汗的肖土盖遗址（Shortughai site)，而黍的源头当在中国。

（二）青铜时代中期

公元前2000-前1500年之间的青铜时代中期，欧亚草原中西部地区的塞伊玛·图尔宾诺（Seima-Turbino）-安德罗诺沃（Andronovo）文化系统强势崛起，对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早期东方文化也深受影响。

1．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的东向扩展和影响 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是由南乌拉尔地区的辛塔什塔文化（Sintashta culture）发展而来的半农半牧文化，之后向外猛烈扩张，在欧亚草原中部地区形成了一系列大同小异的文化。

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对中国的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就是使得新疆西部地区一度成为其分布区，从西天山地区一直向西南延伸到帕米尔地区，以温泉阿敦乔鲁、尼勒克汤巴勒萨伊、塔什库尔干下坂地三个遗址（墓地）的早期遗存为代表。新疆地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遗存和哈萨克斯坦中东部遗存类似而又自具特色。其次，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的各种因素影响到新疆大部、甘青和内蒙古等地。新疆焉耆盆地辛塔拉类遗存、尼雅北方类遗存当中的折线纹陶罐等和安德罗诺沃文化陶器近似，而且都共见类似的石镰；罗布泊至克里雅河流域古墓沟-小河文化草编篓上的梯格纹、三角纹等和安德罗诺沃文化的陶器纹饰近似；哈密天山北路文化、河西走廊四坝文化的短剑、镰等铜器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因素。甘青、内蒙古等地所见喇叭口耳环（图四，2、3），也当来源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图四，1)。

2．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及其影响 在欧亚草原中西部，还有分布范围很大的所谓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可能起源于阿尔泰地区，随后在欧亚草原广泛扩展。一般认为其年代约在公元前2200-前1800年，但也有人认为其主体年代在公元前1800-前1400年，和安德罗诺沃文化大体同时而靠北。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因素向中国的传播至少有以下表现。

带倒钩铜矛 胡博指出，青海西宁沈那所出带倒钩铜矛（图四，5）属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因素（图四，4)，类似铜矛在河南淅川下王岗龙山时代末期灰坑中发现四件（图四，6)。

双耳空首铜斧 双耳空首斧是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的典型因素（图四，7），发现于新疆、甘青地区的辛塔拉类遗存、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四坝文化、齐家文化中晚期等（图四，8)。在朱开沟晚期还发现有铸造此类器物的石范。林沄甚至注意到二里头文化三期的戚实际也属于此类青铜器的变体（图四，9)。

环首铜刀 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的典型因素（图四，10）不但发现于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四坝文化、齐家文化中晚期（图四，11)，还见于陕北等地。神木石峁遗址晚期的环首刀范刀柄位置有塞伊玛·图尔宾诺式的“X”形花纹，年代约在公元前1800年，杰西卡·罗森认为其与阿尔泰地区艾鲁尼诺文化（Elunino culture）的青铜刀有关。胡博认为，武威皇娘娘台带三角形格纹的条形器类似塞伊玛的刀柄。林沄认为二里头文化三期的环首刀（图四，12）也属于此类。

马和马车 约公元前3000年前在哈萨克斯坦博泰遗址（Botai site）发现的马，被认为是最早的家马。公元前十八至前十七世纪，在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甘肃永靖大何庄等遗址已经明确出现家马遗存，不排除已经传到中原等地的可能性。曾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和偃师商城遗址发现有车辙印轨距约1.2米，辛塔什塔墓葬出土的最早的双轮马车轨距1.25-1.3米，二者近似。在殷墟晚商车马坑等当中，有一种方形青铜马镳及配套的钉齿器，与辛塔什塔文化等的骨角质的方形钉齿镳十分近似，推测此类马镳可能早在公元前二千纪初就已经传入中国。因此，马车传入中原的年代，或许也在二里头时代，而非晚到殷墟时期。

此外，在古墓沟-小河文化、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晚期等当中还发现各种石、铜质的权杖头；在四坝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当中有较多玛瑙珠饰；在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晚期、辛店文化、卡约文化等当中出现烧制石珠，这些都显示出与西方的联系。

但中国并非只是被动地接受影响，此时中国已经形成有自身特色的青铜文化。比如，背面有钮并装饰填斜线三角纹的铜镜，尽管可能受到过西方铜镜的启发，但基本是甘青地区的发明，稍后并向东影响到殷墟文化铜镜的出现，向西传播到新疆中东部地区。更重要的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中原地区的陶寺、王城岗、新砦等遗址出现铜铃、铜容器残片等，显示独具特色的泥质复合范铸造技术已经出现，约公元前十八世纪进入二里头文化后，更有了鼎、爵、斝等青铜礼器的铸造。

总之，正是在青铜时代中期中国和欧亚草原地区彼此交流，尤其是塞伊玛·图尔宾诺-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对中国产生影响的背景下，中国在公元前2000年以后，大部地区出现青铜技术的快速普及和制陶技术盛极而衰、社会的急剧复杂化和二里头王国文明的出现、畜牧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文化格局的重大调整等显著的变革现象，一定程度上可称之为“青铜时代革命”，张弛甚至认为龙山时代和二里头时代的区别大到判若“两个世界”。

（三）青铜时代晚期

从大约公元前1500年进入青铜时代晚期，阴山、阿尔泰山、东天山地区文化开始向西强烈影响，当然反方向的影响仍然存在。

1．中国北方青铜器对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影响 早在二十世纪前期，学者就认识到鄂尔多斯地区和米努辛斯克盆地青铜器之间的诸多相似性，并对其相互关系展开讨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的发掘，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关键证据，发掘者田广金等提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起源于当地。朱开沟遗址所出环首阑式凹格剑能早到大约公元前十四世纪（图五，1），当为蒙古高原乃至米努辛斯克盆地卡拉苏克文化（Karasuk culture）环首、兽首阑式剑的源头（图五，2)；而青龙抄道沟所出兽首阑式剑能早到晚商早期（图五，3)，后传到蒙古高原和米努辛斯克盆地（图五，4）。米努辛斯克盆地发现的陶三足瓮同样源于河套地区。另外，林沄提出晚商阶段的弓形器也是鄂尔多斯地区早于米努辛斯克盆地。不过，虽然阑式剑发源于鄂尔多斯地区，但同出的环首刀却和塞伊玛·图尔宾诺铜刀有近似之处，应该受到过后者影响，凹格剑的产生也应受到西方剑的启发，确如吉谢列夫所言，“最初是由西向东，继而又是由东向西”。

2．陶圜底罐对周边的影响 公元前二千纪中后叶，在亚洲中部地区普遍出现圜底或尖圜底陶罐，显示存在广泛的文化联系。由于在公元前二千纪前叶亚洲中部大多数地方已经被包含平底陶罐的文化所占据，而仅在阿尔泰南部的切木尔切克文化和贝加尔湖以西的希维拉文化（Sivera culture）等当中还延续着圜底罐传统，因此有理由推测，这次圜底罐的流行，应当是切木尔切克文化、希维拉文化等圜底罐传统扩展影响的结果，即向西北影响到叶尼塞河中游地区、咸海-鄂毕河流域的卡拉苏克文化（Karasuk culture）、伊尔曼文化（Irmen culture）、贝嘎泽-丹杜拜文化（Begazy-Dandybai culture）等，向西南影响到新疆中南部、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塔吉克斯坦南部的四道沟文化、新塔拉类遗存-察吾乎沟口文化早期、流水文化、楚斯特文化（Chust culture）早期、贝希肯特-瓦克什文化（Beshkent-Vakhsh culture）晚期等，向东南影响到中国甘青宁地区的齐家文化晚期等。

3．新疆彩陶文化对中亚南部的影响 新疆地区最早的彩陶出现于东部的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可早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图六，1-5)，当为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沿河西走廊西渐的结果。大约公元前1500年以后，哈密彩陶开始向西传播，先是到达中天山以北的吐鲁番-乌鲁木齐地区和中天山以南的焉耆盆地，出现于四道沟文化（图六，6-10)、新塔拉类遗存等当中（图六，11-15)，然后再远距离传播到费尔干纳盆地及附近地区，有了楚斯特文化（Chust culture；图六，16-24)、布尔古留克文化（Burguljuk culture；图六，25-28)、亚兹一期文化（Yaz I culture；图六，29-32)等当中彩陶的出现。

4．西方文化因素的东渐 青铜时代晚期，仍有各种典型的西方文化因素东传到中国。

铁器技术 甘肃临潭磨沟寺洼文化早期曾发现多件人工块炼铁，年代约在公元前1450年，源头当在西亚地区。

胡须纹装饰 据切尔内赫、库兹米娜等研究，有一种陶器上的隆带纹或者胡须纹装饰，西起巴尔干西北-多瑙河下游，东至阿尔泰地区，南达伊朗东北（图七，1、2)，而甘肃卓尼大族坪寺洼文化早期陶罐上就有这种典型的胡须纹（图七，3)，显然来自西方。

铜半月形管銎斧 青海、陕西等地曾发现一种晚商时期的半月形管銎斧（图七，6、7)，类似器物更早见于西亚、埃及等地（图七，4、5)。

铜带疣管銎斧 在新疆（图七，10)、晋陕高原、燕山南北（图七，11)甚至中原殷墟发现的一种带疣管銎斧，应来源于伊拉克、伊朗、黑海沿岸地区（图七，8、9)。

石锤斧 在新疆（图七，14)、甘青、陕西（图七，15)、河南等地曾发现晚商阶段的石锤斧，类似器物更早流行于欧亚草原和伊朗等地区（图七，12、13)。

由于半月形管銎钺不见于欧亚草原，只能通过中亚南部—南疆传入青海等地，冶铁技术也应是从天山地区东传，因此，这次西方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影响应该主要是通过中道“绿洲之路”。

青铜时代晚期，无论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向米努辛斯克盆地的传播，新疆中东部陶圜底罐向叶尼塞河中游地区、咸海-鄂毕河流域的影响，还是东疆彩陶向中亚南部的渗透，基本都属于“东风西渐”，和青铜时代中期的“西风东渐”为主有了根本性转变。当然，偏南的绿洲之路也还存在反方向的影响，但其程度较弱。

总体来看，青铜时代的东西文化交流的重点在欧亚草原的“金属之路”，但偏南绿洲的“彩陶之路”依然存在。从青铜时代早期源于西方的彩陶、符号、雕塑、铜器、小麦等文化因素的传播，经青铜时代中期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强势东向拓展和影响，到青铜时代晚期东方文化反过来西向影响，交流的深度和广度空前增加，东向的影响已及于中原和内蒙古东部，终于将亚欧大陆东西部联系整合成一个超大的欧亚文化圈。其中中国及周边蒙古高原不但形成新的“中国北方冶金区”，而且逐步形成北方地区半农半牧或畜牧文化带，开启了与以南农业文化人群南北对峙的局面。

四 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交流

中亚和中国的早期铁器时代，都开始于约公元前1000年以后，可以公元前500年左右为界，将早期铁器时代分为前后两期。

（一）早期铁器时代前期

早期铁器时代前期，中国北方地区和欧亚草原中部文化联系十分密切.

1．燕山南北和欧亚草原的文化交流 自公元前十世纪以后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在欧亚草原形成了一系列彼此之间颇为相似的畜牧色彩浓厚的文化，都流行短剑、马衔、马镳等器物，显示其交流密切。尤以中国燕山南北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和蒙古高原、南西伯利亚地区文化间的交流最为密切，总体以自东向西的影响更为明显。乌恩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最早具备了发达的马具、武器、野兽纹等所谓“斯基泰三要素”，西向影响到蒙古高原石板墓文化、图瓦地区乌尤克文化、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文化。比如，阿尔然（Arzan）大墓以及整个欧亚草原所出蜷曲猛兽牌饰，可能就是受到夏家店上层文化影响的结果。卡拉苏克文化晚期和北京昌平白浮西周中期墓葬都出类似的蘑菇首短剑，有可能是从中国北方向西传播。管銎啄戈也可能是从中国北方影响到南西伯利亚地区。另外，勺形铜马镳最早发现于公元前十世纪初的晋陕高原，至少在公元前八世纪就见于欧亚草原西部的黑海北岸，二者之间当有联系；环形铜马衔最早见于高加索地区和黑海北岸，后见于欧亚草原中东部地区，包括夏家店上层文化等，可能存在自西向东的传播过程。

2．西周时期西方人形象在陕甘地区的发现 陕西扶风召陈遗址曾发现两件西周晚期的蚌雕人首簪帽，簪帽上清晰刻划了西方人深目、高鼻的形貌特征，尹盛平和水涛认为不管这件簪帽是否为周人制作，雕像的种族原型当为中亚塞种。另如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出土的铜勾戟人头像，林梅村认为很类似西亚北部地区的米底人形象，王辉认为是西来的“胡人”形象。可见，从西周时期开始，中国腹地可能有了个别西方人进入，或者与西方人开始有直接接触。

3．西周时期高钠釉砂等对中国腹地的影响 据研究，西周至春秋时期中国腹地发现的高钠釉砂或费昂斯（Faience），其出现可能受到埃及的辐射影响，而新疆阿敦乔鲁、萨恩萨伊、天山北路、亚尔等墓地富钠费昂斯的发现，表明当是通过中国新疆传入中国腹地。有一种乳丁纹费昂斯，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见于埃及、北高加索和欧亚草原地带，在辛塔什塔文化中也有发现，也见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阿敦乔鲁墓葬。那么，西周时期宝鸡

国墓地、张家坡墓地等出土的此类费昂斯，理应是西来影响的结果。罗森指出，北京琉璃河、宝鸡竹园沟等西周墓地出土的玛瑙项链珠饰，当为受到西方影响而出现。此外，新疆洋海墓地发现的竖琴（箜篌），可早到公元前一千纪初，明确源于西亚。

4．春秋时期长城沿线和南西伯利亚地区游牧文化的交融 春秋时期，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兴起了一系列大同小异的游牧文化，其与晚商至西周时期北方系青铜器文化虽有继承，但差别甚大，墓葬所出双鸟回首剑（触角式短剑）、兽首剑、动物纹牌饰、鹤嘴斧等铜器以及殉牲习俗，与南西伯利亚地区同时期的塔加尔文化等近似，显示二者之间存在密切交流。

（二）早期铁器时代后期

早期铁器时代后期或者战国时期，欧亚草原大部地区和中国北方地区已经交融联系为一个大的游牧文化带，伊朗-中亚南部可能也和中国腹地存在文化交流。

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文化流行的后肢翻转动物纹、有翼神兽（格里芬）、有柄镜等，常见于中国长城沿线以及新疆地区诸游牧文化，甚至传播到燕文化、齐文化、中山国文化等当中。甘肃天水马家塬墓葬等发现的平面浮雕或剪纸式的羊、虎等形象和七河地区伊塞克墓葬的发现惊人的相似，很可能是通过天山-河西走廊一线传入。另外，山东青州西辛战国墓所出裂瓣纹银豆，明确体现来自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影响。段清波还举出秦兵马俑、茧形壶、郡县制、驰道等受阿契美尼德帝国影响的可能性。

反过来，仅就阿尔泰、图瓦和蒙古西北地区来看，此时新出的虎形、虎食兽形铜牌饰等，应该是由内蒙古中南部传播而去。这个时候阿尔泰及以西地区突然开始盛行的束颈圆弧腹的壶类陶器，当与来自阴山-天山沿线地区的文化影响有关，而在巴泽雷克文化中，更是见有中国腹地典型的丝织品、漆器、山字纹青铜镜等，丝织品更可能已经传播至印度、伊朗甚至爱琴海地区。另外，战国时期铸铁已经传播到新疆西部，甚至有可能及于中亚地区。可见战国时期不但欧亚草原游牧文化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而且交流的范围也扩大到中国腹地。不过，中国黄河、长江流域物品直接传入欧亚草原，而欧亚草原基本只有文化因素渗透进中国腹地，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五 结语

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大约发端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正好历经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三大阶段，形成草原北道、绿洲中道和高原南道三大通道。铜石并用时代是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初创期，东欧-南俄草原文化虽通过草原北道远距离拓展至新疆西北部，但并没有进一步深入中国腹地的迹象；中亚南部的彩陶等因素可能已经通过绿洲中道零星渗透进甘青地区形成最初的“彩陶之路”，黄牛、绵羊等也从中亚地区陆续进入甘青，使得中国西北地区出现新的艺术题材和经济形式，为早期中国“古国”文明的形成增添了新鲜血液。青铜时代是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兴盛期，通过草原北道的“金属之路”和绿洲南道的“彩陶之路”，先是“西风东渐”，再是“东风西渐”，终于使得青铜时代的亚欧大陆逐渐联系为一个整体，引发了中国的“青铜时代革命”，对早期中国进入成熟的“王国”文明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早期铁器时代是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成熟期，包括中国北方在内的欧亚草原文化融为一体，欧亚草原的艺术和宗教观念远距离渗透到黄河、长江流域，黄河、长江流域典型文化因素传播至南西伯利亚等地，而中亚南部文明或许对秦汉帝国产生过一定影响。可见，亚欧大陆大部地区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三个阶段的形成，主要就是东西文化交流的结果。

就交流方式来说，早期的东西文化交流主要以人群生活空间的渐次扩展和迁徙流动为主，文化交流更多体现在技术和思想上的交流，而非物品的直接交流。直到战国晚期，才有中国腹地物品远距离传播至南西伯利亚等地，可能有了远距离的贸易。就交流影响方向来说，有时候西风盛，有时候东风强，但多数时候和总体上是互相交流的关系。

东西文化交流的三大阶段，恰好对应东西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应该不是巧合：文明迸发的内在力量促使人群向外扩展、文化对外影响，这可能是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出现和发展的内因；而每个阶段的文化交流都为东西文明带来新鲜血液，促进了早期东西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塑造了早期东西文明的气质和内涵。说到底，文明演进和文化交流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另外，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阶段性变化和早期东西文明的阶段性演进，还与全新世亚欧大陆互有联系的气候变迁节奏深有关系。

总之，远距离的间接的早期东西文化交流，虽然从未从根本上动摇早期东西文明各自的深厚文化基础，但却对早期东西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过看得见的促进作用，为之后“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作者：韩建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来源：《考古学报》）

（转自：中国历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