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书籍的读者，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直观的感受，近年来注解的篇幅似乎比以前更大了。打开一本书，有些评论甚至超过了正文。
当然，这并不是说整本书有一大半都被注释了，而是书很多。你随便翻几页，就会发现有一两页全是注解。如果是尾注，也可以放在书的末尾，注释的页数加起来有几十页或者几百页。这些众多的笔记似乎在宣告，我们无法再以一种“优越”的方式阅读了。但是，我们往往是根据有没有全笔记来决定要不要读一本书。背后的假设是，一本不需要注释或参考文献，通顺且能把事情解释清楚的书，看起来是一本好书。
有“尾注”的书的批注厚度(右边的批注)。
原本在纸边的音符，似乎一直在悄悄向纸中间扩展。以前平均两三行，十几行，现在多一些能占大半页。更有甚者，在一些书的某些页面上，一眼望去，只有最上面一行字是正文，其他部分密密麻麻，一行行批注。当然，这个说法指的是，不包括经典的独家注释版或者评论版。
就近拿一本新书。
上图为《破产书商笔记》中译本第68页(商务印书馆，2022年6月)。其实这个评论还没说完。翻一页，下一页有几行字。整本书还有几页像这样的笔记超过一半。
译者注是翻译作品中最常见的注释类型。如果原著已经出版很久了，文化背景与原生语境有很大差异，那么译者注是必要的。这些必需品反映在原著中提到的一些模糊的概念，一些奇怪的书，一些遥远的作家或学者等等。如果译者注未能完成这部作品，通常需要编者注进行补充。
其实也可以说，译者注是译者主体性的一种体现。这是因为只有在“前言”、“后记”和译者注等少数地方，译者才能表达自己思考的合法性。译者写译者注时，可以暂时不受原书的限制，可以围绕某个词独立添加内容，有时延伸原书，有时继续讲原书的某个点，在译著的印刷上留下“我读过，我想过”的印记，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个翻译资格是别人没有的。
这种想表现主观性的愿望也可能导致注释的“过剩”，在翻译的作品中，把不需要注释的地方都注释掉，写这么长的注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这个时候需要的是克制。比如破产书商的译者笔记，大多是关于破产书商提到的一些书和作家的介绍。可以，一两句就可以了。有些注释还解释了一本书的出版，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破产的书商”会在书中提到它，而这些是稀缺的、更有意义的材料，即使它们可能不会显示译者的翻译意愿。
马大帅2 (2005)剧照。
除了译者的注释，最常见的是作者自己的注释。
这部分注释具有告诉读者某一概念、描述或判断的来源的基本功能，有时相当于“参考文献”，但不同于“参考文献”。作者在这里有更自由的写作形式。比如出处不一定是有固定引用格式可写的文档，而只是朋友间的对话。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他的《被束缚在茧中》一书中谈到了人类用火的历史，他说，早期民间用火的证据至少可以追溯到40万年前，甚至更早，总之比智人的出现要早得多。这个判断是怎么来的？他在笔记中说，“这是基于我与大卫文格罗的个人交流”。后者是考古学家，其职业地位和研究领域使得司各特的引用在判断上是合理的，并向读者公布了这一判断的知识基础。注释比“参考”更自由的写作形式还体现在作者可以用注释来说明如何知道引用的文献。吴红在《全球景观中的中国古代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月)中论述了墓葬与艺术的关系。他引用了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图像的生与死》中的一个结论，即“图像源于葬礼”，并补充说明，“在此感谢阎正对这本书中译本的关注。他这样说并不是因为阎正知道图像的生与死，而是因为这样，他知道这本书已经被翻译出版了。而这也是对读者的一种“告白”。他的《告白》一书中有一个重点是关于中国墓葬艺术发展的转型，是从器物的观点到建筑的观点，并不是他自己独创的想法。他在笔记中是这样说的:“赖德林在我教的一个关于墓葬艺术的研究生讨论课上首次提出了这一对概念。“不过，这里的‘赖德林’应该是指赖德林。
注释除了解释“参考文献”中不能列出的来源外，还可以对那些“参考文献”中可以列出的来源进行更多的解释，有时甚至可以独立编写。法国学者保罗里库尔(Paul ricur)在他的《弗洛伊德与哲学:论阐释》(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堂，2017年4月)一书中，写了一篇关于弗洛伊德和“压抑”的笔记，实际上横跨了三页，不得不说是最好的笔记范例。
下图是这张纸条的一部分。
社会学家米切尔杜奈尔的《人行道的王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在《人行道与居民福利的故事》中有一段注释，也可以称之为单独的文章。
但是，在现代出版中，注释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么长。1899年，Thorstein Veblen写了《休闲阶级论》，但没有注释，甚至没有参考文献。当然，我们也可以推测注释是现代学科分工的产物，或者说是现代知识分工和学科专业化的产物。知识积累到一定的复杂程度，没有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没有文章，没有没有参考其他知识的书籍。即使在遥远的过去，圣贤也会说话，在表达思想时也会参考和引用。大家熟悉的经典例子是孔子和《论语》。此外，古希腊哲学家老普林尼的博物学也说，“承认我从哪种文学中受益是一件愉快的事，这体现了一种光荣的谦虚”。问题是他们的出处可以并入正文。这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上半叶都是可能的。因此，作为旧制度经济学学派的创始人，范布伦能够将别人的研究和自己的思考融合到文本中，并发表了《闲暇阶级理论》。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如道格拉斯诺斯等人，只能写全笔记。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等反叛者在批判社会科学研究的某些取向时，并没有抛弃注释。
在这个过程中，注释的用处被发现了，它成为学术写作的必要格式。但是，我们无法知道这些变化的确切时间，因为归根结底，评论成为格式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当一个人在写作，尤其是学术写作的时候，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格式自由了。只有接受注释的格式，他才能被认可。有了这种认可，才有可能发表或出版，否则不予采信，有被视为“民事主体”的风险。随着注释的演变，不仅有文字叙述，还有数学模型，甚至后者也变得更加普遍。
上图为安瓦尔谢赫的《资本主义:竞争、冲突和危机》。这个不“正统”也不“主流”的经济学家也会把数学模型(哪怕是简单的)写进评论里。用公式讨论是整个学科绝大多数人对话的基础。
注释的符号性——实际上也是——的严谨性确实是其他形式无法比拟的。且不说它限制了作者“天马行空空”的边界，迫使作者不断思考哪些部分是属于别人的，哪些是借鉴的，哪些是需要对话的。而且还允许出版社和期刊的编辑对引文进行查询和核对，对错误进行更正和确认。不好的情况当然是注解变成了学术和专业的点缀，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提供了一个面纱，用复杂和高级的格式掩盖平庸的思维。
但是，注解也筑起了某种虚假的高墙，以至于我们现在拿到一本书，如果打开一看，发现到处都是注解，就会不自觉地怀疑自己是否有继续读下去的能力。于是，我们把“有没有全笔记”作为鉴别一本书是否有趣的标准。如果有，那就显得死板枯燥，不适合阅读。
作家和出版商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减少脚注，把注释放在书的末尾，成为近年来流行的一种方式。
历史学家温蒂写的《袍哥:20世纪40年代川西农村的暴力与秩序》一书与其他书籍不同。它不是普通的文章集，而是综合性的专著。然而，温迪在笔记中回顾了对哥哥和袍泽的研究，并指出缺乏专门研究。但这部分相当于“研究总结”的内容，并没有放在正文中。最后，读者看到的是他写了整整一页的笔记，在书的最后。事实上，这种方法增加了叙述的连续性和可读性。经济学家汪丁丁的《思想史上的基本问题》(东方出版社，2019年3月)将评论直接写入正文，这也不同于一般处理评论的做法。在“情境与表达”一章中，他在谈到企业家的自我执念和自我执念之后，写下了下面这段话。
在人力资本时代，由于创造价值的核心因素是人——彼得德鲁克所说的“知识工作者”而不是物质资本，当代社会正在逐渐重新定义“企业”，从而重新定义“企业家”(最新出版的书，请参考:凯特拉沃斯，2017，《甜甜圈经济学:像21世纪经济学家一样思考的七种方式》，我建议的中文翻译标题是《甜甜圈经济学:像21世纪经济学家一样思考的七种方式》，兰登书屋商业书籍)。
如果logo以句号结尾，上面就是一句话。它使用破折号，引号，括号和斜体。括号里的“最新发表作品”内容基本相当于一个注释。如果换成其他作者，可能会出现在脚注或尾注中，但不太可能放入有点复杂的句子中。这种写法有一种一气呵成的阅读感。我们知道，注释和正文虽然在内容上是一体的，但实际上是两个部分。有时，为了修改格式，甚至在文本的第一稿已经完成之后还要加上评论。加什么，怎么加，都是非常理性的考虑学术出版流水线工程的结果。
其实这些变化都没有放弃评论。即使以“业余者”而非专业者的身份撰写《业余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的法学家王仁波，跳出了学科专业化的范畴，进入了那些非专业化的领域进行思考，但他仍然在按照一般的方法进行评论和引用。此外，例如，罗翔写了《刑法讲义》(云南人民出版社，国脉，2020年8月)，明路写了《城市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字与字之间，都尽量不使用专有名词，口头表达也不少，但即使是这样的“泛泛之写”，也没有改变做研究的注释习惯。“一般写作”是给大多数读者看的。让好奇想进一步提问的读者知道作者的想法从何而来，有什么依据，以免产生“他什么都懂”的错觉。就他们同行而言，《通用写作》有注解和参考文献，可以尽量避免被盗用“非正式论文”的名义。
但是，一种形式一旦产生，就有它的逻辑和命运。评论也是如此。注释是一种理性的格式，这种理性可能会让人误以为可以保证书中所论述的内容是可靠的、客观的，却忘记了作者的个人意愿在于注释什么，注释写什么，引用谁，绕过谁，感谢谁，提到谁。更不用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二手报价了。
《围城》剧照(1990)。
前面提到的司各特在《茧缚》中“以粮立国”一章有一个有趣的注解。他将水运与陆运进行比较，认为用船或驳船运输货物的效率远远高于用驴或马车的陆运。这个结论几乎可以算是常识，不需要论证。司各特习惯于叙述，于是他讲了一个故事，说直到1800年(蒸汽船或铁路出现之前)，一个人从伦敦乘马车到爱丁堡，如果另一个人乘船，可以从英国南安普顿到达南非的好望角。这句话有具体数字，那么依据是什么？出乎意料的是，他在笔记中说了这样的话，“我清楚地记得我在一本关于19世纪英国历史的书的开头段落中读到的内容，但我的一位审查人员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这很可能是一个‘城市神话’。虽然找不到原文引用，但我可以更扎实地呈现这个论断”。然后他开始讨论，产生了一大堆评论。
这个注解让人怀疑是否可以写进注解。难道司各特自己不能搜索一下，凭记忆寻找原著，然后按照大致格式写出注释或参考文献吗？也许，这件事确实很难。他早就知道是哪本书，是谁说的，也不可能回忆起来——原版《茧中缚》出版时，他已经81岁了。
至少，他没有跳过这个需要注释的地方，也没有另找文献或者曲解。事实上，并不是我们所有人都对笔记感兴趣，也不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阅读笔记。有了这个准备，再复杂的批注也未必会妨碍我们的阅读过程，在需要搜索的时候，也能找到可靠真实的批注。够了。
作者/罗东
编辑/Xixi
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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